我在“高墙”当老师

二监区民警 陈星

陈星（右）和同事核对第三季度“减假暂”材料

在成为一名光荣的监狱人民警察之前，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大学毕业后我教了一学年的体育，因为对藏蓝制服的向往，2017年考入嘉州监狱，成了高墙内的特殊“园丁”。还记得初次进入监管区，看着周边郁郁葱葱的绿植，宽阔平坦的马路，只觉得这环境跟大学校园差不多，只不过是另类“学生”的学习场所。但我的师父（“传帮带”导师）告诉我，监狱民警像老师，要引导罪犯弃恶从善、改过自新；却绝不仅仅是老师，“永远不要模糊罪犯的身份，淡化他们的过去，要始终牢记他们是犯罪后来接受惩罚和改造的。”

入警初期，我因罪犯美化自身犯罪事实感到挫败过，因战“疫”长时间的封闭执勤而倦怠过，但在师父和同事们的帮助下，我重新找回了“新鲜人”的状态，用更积极的心态应对各种挑战，快速地成长起来。

对罪犯黄某的改造过程，更是让我重新审视起“监狱民警”这一身份的意义。黄某1994年出生，年龄不大，却是因诈骗罪“二进宫”了。入狱后，黄某常在饭后呕吐不止，到监狱医院检查时仪器监测异常，服药半个多月却没有明显好转。后来经民警调查，黄某曾向同改吹嘘，他靠扣喉咙呕吐和闭气骗仪器来“装病”，以此逃避学习和劳动。诡计被识破后，回到监区的黄某开始耍无赖，好逸恶劳又屡教不改。直到有一天，同监舍罪犯李某发现自己有牙印记号的剃须刀丢失，而怀疑是黄某偷窃；而黄某一贯的糟糕表现，让他在面对其他罪犯指责时的争辩显得并不可信。

师父和我没有武断地处理此事。在我调取监控时，师父召开罪犯大会，厉声告知他们：监舍里所有物品都是同一型号，几百人里做记号的方式也可能巧合，错拿的情况并不少见；现在立即检查个人物品，如有错拿及时放回，可以不视作违规。最后，我们帮李某找到了遗失的剃须刀，也责令其向黄某道歉。之后的个别谈话，黄某痛哭流涕的样子让我毕生难忘——民警没有因为他的“前科”而区别对待，反而让他感受到公平公正，这也为之后他的成功转化打开了局面。

如果说，作为体育老师，并不繁重的课业让我更关注学生的健康和安全；那么作为监狱民警，我深感肩上责任更重：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——面对罪犯，我们传的是守法正道，授的是自立技能，解的是改造心结。

七监区民警 何成尉

何成尉当音乐老师时教过的学生

何成尉参加监狱教育改造讲师团授课比赛

教育改造科民警 王健全

在监狱教育改造讲师团授课比赛中，王健全（左）作为评委点评选手

在毕业“包分配”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，成为一名老师，对就读师范专业的我而言，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。1990年，19岁的我分配到犍为县一所初中任教，当了4年政治老师。因为那时学生们入学较晚，班上的学生，大多只比我小2、3岁。

我花了很多心思备课，不希望大家觉得政治课就是照本宣科；再加上彼此年龄接近，交流没有代沟，学生们都愿意听我讲课，第二年我就被评为了“优秀教师”。

王健全进行“三课”教学

我的妻子是嘉州监狱（原五马坪监狱）民警，为了更好照顾家庭，1994年我申请调到了监狱。之后19年我一直在一线管理罪犯，2013年我调入教育改造科，再次回到了讲台前。

4年的教学经验和19年的管教经历，成为我再次出发的最好养分。我负责罪犯的“三课”教育，以思想课为例，司法部有指定的三本教材，但如何结合时事、融入案例，让罪犯更好更易地学习，就是下功夫的地方了。

罪犯技能培训

在我看来，无论是文化教学或是普法教育、技能培训，都是为了帮助罪犯认罪悔罪、积极改造，更好地回归社会。所以，监狱里每一位民警，都是罪犯新生路上的“老师”，是摆渡、引路的人。我记得电工技能培训课上，电路板正确连接后，晕黄灯光亮起时罪犯的欢呼；我也记得刑满释放人员徐某在监狱大门外等到我们下班，拉着我们汇报创业成果的兴奋……看着一张张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脸，我想，让他们“不能白来，不能再来”，或许就是我们作为高墙“园丁”的意义。